偶尔被蚊子叮了，你可能顶多因为痒而有点儿烦，但有的人却可能因此面临生命危险。
作为“世界上最致命的动物”，蚊子能传播多种疾病，疟疾就是其中之一。不久前，我有机会参加了由北大组织的考察团，前往坦桑尼亚考察中坦两国专家合作开展的疟疾防控项目。目前全球95%的疟疾病例都发生在非洲，坦桑尼亚则是全球十大疟疾高发国家之一。
鲁菲吉（Rufiji）地区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之一。同行的当地记者Nurdin告诉我们，这是他过去几年里第三次到鲁菲吉地区采访，当地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唯一的改善或许就是疟疾流行率下降了。但当我们走进Hadija一家探访时，却没能得到对这点的印证。这个20多口人的大家庭的年收入只有700多元人民币，算是当地最贫困的一户。当被问到项目开展后她是否感受到得疟疾次数在减少时，Hadija说就在不久前，她和女儿都还得过疟疾。
但是看看眼前Hadija居住的这个低矮逼仄的土坯房，需要弯腰才能进入，茅草屋顶已经有很大的塌陷和漏洞。里面连一顶完整、像样的蚊帐都没有，正在使用中的两顶蚊帐都有不少破洞或打了结。她们一家在这样的居住条件中反复感染疟疾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于Hadija而言，没有改善的其实不是疟疾，而是陷在贫困泥沼里的生活。就像坦桑尼亚依法卡拉卫生研究所（IHI）的科学家Mlacha在一次演讲中所说的，“我们可以谈论关于疟疾的一切，但不应忘记贫困才是疟疾最大的温床”。比起疟疾，Hadija更担心的是房子。所幸现在是旱季，真不知道雨季来临后她们怎么在这样的房子里生活。
第二天我们来到IHI办公室采访时，疟疾与贫困的话题再次被提及，因为它切实涉及如何配置有限资源实现发展的问题。IHI的首席科学家Prosper说，“疟疾确实是一个‘穷人病’，经济发展了人们就能住上更好的房子，自然就能得到更好的保护，感染疟疾的风险也就降低了“，但这是“问题的结果”，而不是“问题的原因”，我们不能等待“问题的结果”自动到来，而必须主动去解决“问题的原因”。
传染病与经济发展历来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早有研究表明：传染病问题造成的劳动力减少、农业减产等后果对农业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反之，如果传染病问题得到有效防治，农业产量会随之增加，农业经济也会受益。
也正是为了解决坦桑尼亚疟疾负担高居不下这一“问题的原因”，才有了中-坦疟疾防控合作试点项目的诞生。项目目前已经进行了两期，第一期（2015-2018年）主要由当时的英国国际发展部出资支持（当时项目也称为中-英-坦疟疾防控合作项目），第二期（2019-2022年）由盖茨基金会出资支持，目标是探索和验证中国疟疾防控经验能否有效帮助饱受疟疾困扰的非洲国家降低当地的疾病负担。中国在将疟疾病例从3000万降低到零的过程中，在不同阶段、不同环境下形成了丰富多样的疟疾防控经验。
最初听到“经验分享”的概念时，我的第一反应是：经验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每个国家的国情又不一样，真的能分享吗？但当我进一步了解了两国专家合作的过程后，我才发现，问题不在于“能否分享”，而在于“如何分享”。
中国在消除疟疾阶段将世卫组织的策略转化成了一个可操作的工作规范，也就是著名的1-3-7工作模式（它规定一旦确诊疟疾病例，必须在1天内上报系统；必须在3天内完成流行病学调查，搞清楚是本土病例还是输入病例；然后7天内要完成疫点调查并采取适当的针对性措施）。这个工作模式是在中国疟疾已经处于低流行水平后形成的，而且是基于个案的追踪，但坦桑尼亚的疟疾发病率仍然很高，而且当地也没有完善的疾病直报体系和充足的卫生人员，所以这种工作模式对他们而言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于是，两国专家根据当地的疟疾流行状况和卫生资源，在借鉴1-3-7理念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基于村级社区人群的疟疾快速筛查和治疗方法“1-7“模式（Mlacha在他的一席演讲中进行了详细说明），而且经过实践证明行之有效。
记得2018年我第一次来鲁菲吉地区采访当地疟疾控制的情况时，一位当地的卫生工作者得知中国已经把疟疾病例从每年3000万降到零，流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并紧接着问了一句“你们是用了多长时间做到的”？我在他的眼神是看到了渴望——对未来消除疟疾的渴望。
6年之后的这次采访中，有记者问他们自己觉得离消除疟疾还有多远，说实话，当时我觉得这个问题或许有点“超纲”，但让我意外的是，不只一位当地的工作人员表示， “如果项目能够继续，我相信我们有可能在这个区域消除疟疾。”
当我听到“如果项目能够继续”时，第一反应是，他们这样说是不是为了争取项目经费？但另一方面我也在反问自己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揣测呢？毕竟，鲁菲吉地区的疟疾流行率可以从25%降低到3%，这些数据不正是他们认为“有可能”在这个区域消除疟疾的证据和基础吗？他们凭什么没有理由憧憬一个没有疟疾的未来呢？
好消息是，目前中国和瑞士正在研究讨论如何支持开展三期项目，坦桑尼亚当地卫生部门也正在考虑如何将项目探索的经验与当地常规疟疾防控工作整合。
但不得不提到，就在二期项目结束、三期尚未启动的这段时间，鲁菲吉地区的疟疾发病率已经有所回升。更加让人担忧的是，在后新冠疫情时代，受到地缘政治冲突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发达国家政府不再将卫生发展援助作为优先事项， 针对中低收入国家的对外卫生援助资金出现明显下滑。与此同时，这些国家自身为应付债务等更加紧迫的问题，卫生支出的优先级也不如以往。世行的数据显示，近一半国家2022年的中央政府卫生支出占一般政府支出的比例甚至已经低于2019年的水平。
不难想象，坦桑尼亚疟疾防控面临的挑战绝非个案。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继续维持甚至加大对卫生工作的投入，我们在更多地区、更多疾病防控领域取得的进步都将面临得而复失的风险。
回想起来，我无法判断鲁菲吉的卫生工作者们所说的“有可能在这个区域消除疟疾“有多少是出于他们自己的信心，还是为了让我们相信他们，但他们对未来的坚定憧憬仍然打动了我。
一个没有疟疾的世界是可能的，中国已经在2021年被世卫组织认证消除了疟疾安全配资炒股门户，还有许多国家也都做到了，鲁菲吉甚至坦桑尼亚也在用实际例子证明在当地实现疟疾消除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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